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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承担三级预防：生物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它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划了一条鸿沟，可以称之为“非此即彼”。因为易于操作，所以被医生广泛接受。其缺陷是过于狭窄，不包括许多病理基础不明的病患或功能问题；同时过于武断和静止，人没有疾病时也可能处于疾病前期，特别是许多慢性病。因而完全遵照这一观念将有可能失去疾病早期的有效干预机会。

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医学的进步，同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医学模式。随着医学社会化进程加速和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模式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转变。迄今为止，人类医学模式的发展和变化主要经历了神灵主义的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等。由于医学发展的社会化、疾病谱和死因谱的转变、人们对健康需求普遍提高、健康影响因素多元化等原因，医学张博士医考网http://www.guojiayikao.com模式已经不再单一的从生物学角度去观察和处理医学问题，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从生物、心理和社会角度综合观察和处理医学问题的现代医学模式，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健康观可以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提出的定义作为代表，即“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这种定义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思维要求，认为良好的健康状况要由全社会共同创造，并强调自我保健责任。同时，它认为健康是一种“状态”，即把健康和疾病看做是并存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动态过程，认为人的健康状态往往波动于健康与疾病之间；承认在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一个广阔的中间区域（即“亚临床期”或“亚健康状态”），此区域的任何一段上都是健康与疾病并存，故可称之为“亦此亦彼”。此时若能够及时发现并控制作用于人体的健康危险因素和致病因素，进行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即可促使健康向疾病发展的进程逆转。而体现综合性保健观念的预防战略及其按照慢性病自然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设计的三级预防措施，则为这种新型健康观提供了有力的工作手段。

三级预防是根据疾病周期（健康–疾病–康复）进行的综合性预防措施，它涉及预防、医疗、康复、心理、行为、社会等许多领域，需要多学科人员共同承担。但由于其出发点是慢性病的防治，需要以临床医生为骨干进行长期综合性照顾与协调。全科医生作为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制保健医生，以在社区提供综合性、持续性、协调性服务见长，理应为社区、家庭和个人承担三级预防任务，成为三级预防措施的实际协调人。

（2）发展“照顾医学”：这一使命的提出，来源于“医学目的”的讨论。这一场严肃的学术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哈斯廷斯中心Daniel Callahan教授发起的。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有13个国家参与了该项研究计划，包括智利、中国、捷克、丹麦、德国、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荷兰、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的医学、生物学、法律、哲学、神学、卫生政策、管理、政治和公共卫生等多国多学科的专家，历时多年，于1996年11月提交了一份工作报告。该报告号召各国医学界、政府和公众“审查医学目的”，敦促将对“治愈和高科技”医学的优先选择转移到“照顾医学”，重点是公共卫生和预防。

医学的传统目的可以归纳为三个：对抗疾病和延长生命、促进和维持健康以及解除疼痛和疾苦。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对抗疾病与延长生命（可用“救死扶伤”来概括）格外青睐，似乎只要投入足够的金钱、能量和科学热忱，医学将能够治愈所有疾病；并将死亡视为医学的失败，任何时候都要尽一切可能抵制死亡。医学为此目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现今已能在重症监护室（ICU）中普遍使用各种高技术手段来维持生命，使得许多奄奄一息的患者尚能拖延数月至数年之久。但当社会越来越难继续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时，一些专家开始反省：医学的这个目的意味着什么？它合适吗？对社会发展和人类健康只是有益而无害吗？当我们将大量宝贵资源（甚至是90%以上的资源）用于“最后的安慰”时，对医学其他方面的目的，如促进/维持健康、解除病痛却投入甚少，并处理乏术。这些专家认为“昂贵地、雄心勃勃地、无休止地去寻求进步，那是过去五十年医学的标志，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为此，报告提出了四点新的医学目的：①预防疾病损伤、促进维持健康；②解除疾病引起的痛苦；③治疗照顾患病与无法治愈者；④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

由此联系到“治愈”和“照顾”这两个概念。现代医学偏向于“治愈”，当治愈无望时，便宣布放弃，忽视了对病人的照顾与同情；“对症处理”或“姑息治疗”实际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为了实现上述新的医学目的，需要在医院以外的广大社区发展“照顾医学”，以现代医学和替代医学（传统医学）为手段，实现为慢性病病人解除痛苦并改善生命质量的目的；同时强化预防疾病与促进健康的有效方法的研究。因此围绕着人类的“生命周期”，以人生准备、人生保护、人生质量为中心发展照顾医学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全科医生的肩上。

（3）重塑医生形象，推进卫生改革：根据医学史记载，从希波克拉底时代起，医生就与患者保持密切的接触，这种接触既有人际关系上的、情感上的联系，也有肉体上的温柔的触摸（包括各种物理检查和身体语言），医生以此对病人提供关怀照料。通过这种密切接触将医生的爱心传递给病人，使之获得诊治与慰藉，而医生本身就成为治病的良药。因此密切接触的做法是医生人性化服务的体现。“当知道心脏和肺部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些声音有时能够用于诊断之后，医生就把耳朵靠在病人心脏的前面，胸前和背后，去仔细倾听。很难想象人的哪种姿势能比一个贴在皮肤上的低下的头更为友善，更能代表另一个人的关心、爱护和亲密。”（刘易斯·托马斯《最年轻的科学》）然而，随着现代高技术医学的发展，各种诊疗设备代替了医生的手工检查甚至诊断思维，致使医生与病人之间的距离不断拉大。在很多医院里，病人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医生仅对其所患疾病感兴趣，而不知其作为“人”的期望与情感需求；医生则成为高高在上的技术操作工和读报告者，甚至只剩下“那种看管机器的职守”，失去了昔日与病人亲密无间的关系，致使医患关系越来越走向冷淡和对立。高技术医学作为“双刃剑”，在挽救了大量危重病患者的同时，也有许多副作用，造成了卫生资源的高投入、低产出，服务的低覆盖和对象的低满意度。以上情况使得一些国家政府和公众感到，投入越多、满意越少，这种资源配置方向上的误区影响到医学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可持续性，甚至涉及社会公正和政局稳定问题。

认识到一味发展高技术医学的弊病，各国政府和医学界权威人士都试图通过卫生改革，纠正卫生资源配置的偏差，强调对基层医疗保健的投入和人文医学的发展，以适宜技术和高情感的手段，实现卫生服务的经济有效、高覆盖与高满意度。由于全科医生在基层医疗服务中使用适宜技术、并服务于广大社区民众，因此重塑医生的良好形象、恢复密切的医患关系、实现卫生服务的公平性与经济性，这一推进卫生改革的重任也寄厚望于这支队伍。1994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家庭医生学会联合发表了工作报告《使医疗服务和医学教育更适合民众的需要——家庭医生的贡献》，其中心思想：“为了满足民众的需要，卫生保健系统、医学界、医学院校和其他医学教育机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在卫生保健系统实现优质、经济有效以及公正的服务过程中，家庭医生应该起到中心的作用。为了承担这一重任，家庭医生对病人照顾必须高度胜任；同时必须能将个人和社区的卫生保健融为一体。因此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家庭医生组织朝着这一方向的合作具有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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