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张博士医考心理咨询师之——社会认知偏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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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认识论的解决策略

20世纪90年代之后，认知心理学在与哲学（认识论）、人类学、脑神经科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目标明确的策略家”的认知机制，认为人具有多种信息加工的策略，在目标、动机、需要和环境力量的基础上，对策略进行选择。这样的认知隐喻对90年代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突出体现在：“首先是个体的行为受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人并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影响思维、情感和行动的社会背景中起作用。其次是个体积极地解释社会情境。我们并不是对环境本身作出反应，而是根据我们对它的解释作出反应。”在90年代之前，心理学家更多地是注重研究心理状态，而忽视了对环境特别是社会环境的研究，往往认为这是社会学家的工作领域，而在90年代之后，通过各学科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融合，心理学家意识到了环境对认识的重要作用，开始广泛地研究情境、社会对于认知的影响。这方面，从社会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认知偏见，是一条全新的路径，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富勒尔（S.Fuller）和戈得曼（A.Goldman），他们在社会认识论的框架内，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解决认知偏见的方法。

1.富勒尔对认知偏见的解决方法

富勒尔在认知偏见上的基本看法就是“弥补要比彻底消除更加具有效率”。他承认，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确实存在着偏见，这是人类认知的普遍特点，也是个体的认知局限。但他并不认为这种偏见行为不可避免，而是可以通过产生更好的看待问题的“规范”，来克服偏见。因为虽然在认知过程中，行为个人不能改变，但是行为者的环境却可以发生变化，通过改变行动者所处的环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行为者的推理和判断的正确性，从而最好地避免偏见的干扰。

作为一种政治定位（political-oriented）的社会认识论，富勒尔研究的基本出发点是政治因素。因此，他从政治定位的立场出发，将行为者的外部环境与规范联系起来，试图利用规范这样的政治因素，在管理科学家共同体的宪法的基础上，来调整行动者的推理与判断，从而达到消除认知偏见的影响。其基本策略如下：

首先，富勒尔提出并界定了规范的概念。他认为“规范是一种行为规则，是一种达到不同目的的共同方法：为了追求一个特定的目标，坚持规范的人更有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尽管它不一定是最快捷的方法。”在富勒尔看来，规范就是一种约束行动者的原则，能够对人们的行动、思维做出自发的校正，使他们按照正确的模式进行推理，从而更好的进行认知活动。正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它向周围的司机传递出信号，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行动，这样就确保了他们的安全。与此相类似的规范也走入了社会生活中，并会强制性地惩罚那些不遵守这些规范的人。

在富勒尔那里，规范是一个核心概念，它最早来自康德，在18世纪80年代，亚当。斯密以及休谟对规范做出系统化的论述，随后规范在微观经济学和微观社会学中得到了发展。富勒尔从规范的系谱学解释出发，指出规范是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规范是一种无形的调解手段，它是建立在最底部的，并且它也不是一个先决条件，而是一个产品，是自发协调的社会行动的产物。通过对这种自发协调的规范的约束和调整，行为者的推理和判断就能够更有效率的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这在富勒尔看来就是解决认知偏见的最好的办法。

认知偏见的形成，在内部机制方面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同时，它又基于特定的社会状况和文化条件，体现出历史性的特点。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对认知偏见的理解也产生了各异的立场。

其次，富勒尔建议有必要对科学运行进行管理，来克服认知偏见对科学家的影响。为此，他推荐了法律手段，即通过确立一部宪法来管理科学家共同体。因为科学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覆盖各个学科的系统化的知识的追求，所以有必要引入这样的一种法律体系。在这样的一部宪法之下，富勒尔的规范原则就可以对科学家们产生力量，去约束他们、引导他们、监督他们。这样的一部宪法就是一种社会契约，它意味着确立了一种社会秩序。在富勒尔看来，当科学家行为者拥有了自然化的规范概念以及一部管理科学家共同体的宪法之后，行为者的环境就发生了变化，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认知偏见的干扰。

2.戈德曼对认知偏见的解决方法

戈得曼的社会认识论是一种真理定位（Truth-oriented）的社会认识论。他强调科学的目的是要通向真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偏见确实存在于科学的运行之中，除了已经提到过的冷偏见和热偏见，价值与文化观点的研究有时也会指导假说的构成以及证据的收集。但是，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表明科学不能发现真理。在认知偏见的问题上，他认为价值或目标，诸如部分建立在认识规范之上的真理信仰，可以不用人类推理的经验研究进行辩护。认知偏见有可能影响认识论规范，但真理信仰是处于优先地位的，并且它不会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因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经验发现有可能会制约认识规范，但它们却不会影响认识评价的目标，即真理信仰。“即使我们承认存在着认知偏见，我们也没有看到认知偏见对科学行为是如何有害的，因此我们还不能说，认知偏见尤其是冷偏见对科学活动来说是致命的。”具体来讲，戈得曼的解决策略为：

首先，他承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经验发现，但是却拒绝他们发现的含义。也就是说，戈德曼认为，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研究结果并不能表明人类的推理是非理性的。因为人们有可能意识不到他们的认知偏见，所以当对可能性判断做出错误推论时，并没有从认识角度上认为这种推断是合理的，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完全按照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进行推理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戈德曼赞同另一位心理学家齐格任泽（G.Gigerenzer）的观点。齐格任泽用他自己的试验挑战了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发现。他根据频率判断而不是单独事件的可能性，重新论述了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实验。第一，他认为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方法假想了一种独特而又正确的规范理论，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一致的规范解释。第二，齐格纳泽用实验证据表明当主体被给予相似的任务时，他们往往在以后的任务中做的要好于最初的任务。这样就表明在多次重复相同的事情时，人们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推理，从而校正自己的认知偏见。因此，卡那曼和塔沃斯基的实验结果只能是作为人类推理时的一种判断标准。

其次，戈德曼认为科学家在使用了一套正式的程序之后，可以帮助指导他们远离愿望偏见和喜好偏见。在心理学这个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信仰的动机影响来源于对证据的寻找和处理方式。心理学家基洛维奇（T.Gilovich）指出，当我们更喜欢相信某事时，我们就会接近相关的证据并向自己提问：“什么样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信仰呢？”但是这样的问题明显带有偏见成分，它使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支持性的证据上，而远离了有可能与之相反的证据。因为我们总是有可能找到支持性的证据，所以这种提问题的不对称方式，会使我们更有可能相信我们所期望是正确的东西。但基洛维奇也强调，科学家可以使用正规的程序与步骤来克服愿望偏见。例如，运用随机举例，就可以帮助他们避免不具有说服力和不具有代表性的数据。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够达到真理或精确性，尽管存在着动机驱使的推理，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认识危害应该说是有限的。

再次，戈德曼认为一定程度上，认知偏见未必是一种有害的科学行为，有时这些偏见会产生好的科学结果。在大陆漂移的历史案例中，诸如主观轻视和坚持信仰这样的认知偏见的使用，实际上在研究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观轻视就是一种趋势，它会给生动的证据以不成比例的份量，而坚持信仰则是一种在面对相反证据时坚持旧有信仰的趋势。在大陆漂移假说中，立场不同的科学家，对于积累的证据反应各不相同。他们会对自己最重要的发现给予更大的关注，会更加重视使他们的研究更为突出的新证据。由于科学共同体使用了更加多样化的研究证据，因此就能够得出网状化的结论，并且这种多样化的研究最终更好地服务了共同体。当然，这些案例研究只是科学记录中的部份独特片断，但由此可见，认知偏见是科学行为的构成要素，绝对不是完全有害的要素。

综上所述，对认知偏见的研究正在成为西方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甚至是科学家的关注点。他们从各自的角度和专业背景出发，针对认知偏见的形成原因及解决方案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和主张，其中也不乏一些新颖的亮点，但是在涉及到认知偏见的解决方面，却始终没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伴随着近些年来社会认识论在西方学术界的兴起，其对认知偏见的理解和解决方案，受到了广泛关注。富勒尔肯定认知偏见的存在，试图通过设定一些规范来改变行为者的环境，来减少认知偏见带来的影响，保证推理的准确性。戈德曼则论证了人们的认知推理活动具有较强的理性，并肯定了认知偏见是不会影响到真理信仰的。可以说，社会认识论对认知偏见研究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用政治的、社会的因素来回答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问题。这种进路丰富和开启了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思路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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