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赴灾区调查研究，一切都需要探索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由于我有过非典危机干预的经验，又参加过国际心理创伤治疗的培训，被中科院心理所紧急派往地震灾区做心理危机干预。与此同时，所里启动了“我要爱心理援助行动”。当时，心理所所长张侃老师提出心理援助需要20年。现在看来，当初的行动计划是科学的、有效的、持续的。心理援助不是一蹴而就的短期危机干预，也不是临时处置的心理急救，而是帮助灾区群众打一场持久战。

  5月15日，我和王文忠老师作为第一批奔赴灾区的专家首先来到了中科院成都分院。次日，先是帮助分院的师生做了一场危机干预的讲座，主要介绍地震灾后容易出现的急性应激反应，帮助师生消除不必要的担心，同时也教给他们一些稳定化技术，帮助他们降低焦虑和恐慌情绪。

  虽然成都距离震中还很远，但是，每次余震发生的时候，同学们还是会从大楼跑出来。晚上，很多学生不敢睡在宿舍，只敢睡在一层大厅和过道上，有些在草地上搭起了帐篷。为了帮助学生们适应灾后生活，我们组织学生进行访谈，在草地上开展小型讲座，介绍灾后心理变化规律，帮助大家消除不必要的恐惧情绪和对闪回反应的过度病理化解释。

  5月18日，我们心理援助分队来到了绵阳市九洲体育馆。馆外到处是疲惫的受灾群众。进到体育馆内，地上已经铺满了被褥，上面或坐或卧着一千多名中小学生。据介绍，这些学生大都来自重灾区北川县各学校。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永远失去了父母，成为了孤儿。按照计划，要安排中科院心理所几位专家给体育馆里的学生们做心理讲座。由于大家没有灾后做心理援助的经验，前面的专家是按照平时的讲座方式来讲，效果不佳。台下的学生们在灾后处于心理应激状态，他们都是找不到父母的北川青少年。他们无法用皮层的理性思维来整合信息。所以，当科研处处长看到学生们或躺或卧、嘈嘈杂杂，根本听不进去，就开始担心讲座效果，提醒我要改变方式。

  我按照创伤治疗的原则，使用了情感启动和情感稳定化技术，不再坐着讲座，而是站起来，同时也邀请同学们站起来，手牵手，互相抚慰。我告诉他们：

  “我们也是流着泪在看电视转播，同学们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失去了老师。这样的悲痛，大家能够勇敢地面对，你们比我们每一个专家都强！你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体育馆的几万人，而是千千万万的人在一起……让我们手牵着手站起来，大声喊：我们在一起……大家一定要记住，‘5·12’说的就是‘我要爱’，我们在这场地震中失去了很多，但是，我们懂得了什么叫爱，怎样才能更好地爱别人，大家请跟着我念——我要爱！其实我们是幸运的，还能选择未来的路。这场灾难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爱，爱父母，爱老师，爱同学，爱自己。和我一起喊‘我要爱’！”

  当我听着体育馆里激动人心的呐喊和孩子们流下的热泪，看到他们紧紧相拥，我感受到这次讲座的效果达到了，帮助他们启动了积极的心理资源。孩子们积郁于地震的悲痛中，他们需要有引导的情感宣泄，他们在宣泄中明白，在灾难之后，“爱”是他们坚强走下去的重要力量。

  其实，我们去九洲体育馆的路上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讲座方案。这是现场形成的一种应对策略，这也提醒做心理援助行动的第一阶段就是要做好现场调研，了解受灾群众的心理需求，然后制定针对性的心理援助方案，灵活应对，见机行事。不能单纯做知识型讲座，而是需要根据听众的心理状态进行团体心理辅导。当然，我深深地知道还必须有系统的、持续的心理辅导跟进，才可能帮助这些丧亲的学生度过人生的这场灾难。

  信息、情感、物质支持帮助重建安全感

  5月18日午后，我们乘车赶往重灾区安县安置点。安置点在安县驻军某地。一个很大的空场上支起了数十顶蓝色的帐篷。里面入住了从重灾区茶坪镇转来的数百名高中学生。

  我到帐篷内和孩子们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和咨询。通过交流发现，高三的同学们对高考并不担心，最担心的是亲人安危。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电话或者电话没有电了、没有钱了，无法联系家人。我把自己的电话借给同学们，让他们联系父母。当他们联系上自己的家人之后，才安心下来，开始考虑如何面对高考。另外，我还发现，帐篷里由于没有收音机，无法得知外部信息，晚上没有电灯，女生睡觉缺乏安全感。

  因此，我第二天对采访的媒体记者讲：“如果能够免除灾区的通话费用，胜过一万名心理咨询师的作用。”因为亲友之间的感情支持，比任何专业咨询师的作用都大，而且我还呼吁向灾区提供救灾物资的时候，要增加收音机和手摇手电筒，信息和灯光可以有效帮助人们在灾后重新建立安全感。心理援助绝不能仅仅依靠心理咨询师或心理专家，更需要物质支持、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

  5月24日，我随着央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到都江堰聚源中学遇难者家中做心理援助。遇难的是聚源中学的一名女学生，保险公司陪了一万二，但前两天却放在家里被人偷了，而且小偷把女生的遗物一起偷了。这对母亲来讲简直是残酷的打击，自从发现女儿遗物和赔款被偷以后，母亲就处于木僵状态，躺在帐篷里的床上不吃不喝不动。

  遇难者父亲带着我们到了家里，纪录片导演周兵老师代表敦煌文化弘扬基金会把钱交到父亲手里后本打算赶快离开，我提议可以趁机对母亲做一次心理危机干预。我坐在母亲床边，拉着母亲的手，用共情性语言诱导母亲释放悲痛，表达出对女儿的思念之情，最后，终于帮助母亲宣泄了压抑的悲愤情绪。临走时，母亲坐了起来，拉着我的手表示感谢。

  这个个案其实很有代表性，灾后出现很多急性应激障碍患者，有些就会表现出抑郁性亚木僵或木僵状态，这需要用共情性语言诱导，帮助患者释放压抑的悲痛情感，而基金会的善款正好可以帮助传递积极的情感支持。所以，我建议基金会帮助灾区群众的同时要传递心理的抚慰与情感的支持，物质援助与心理援助同时进行，效果会比较好。

  五年援助探索建立“一线两网三级”

  7月4日，在短暂地回京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等任务后，我再次来到灾区。这次是以绵竹工作站站长身份到绵竹开展工作，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多的灾区心理援助工作，逐渐探索出了“一线两网三级”（即热线电话；人网和互联网；正常人群、心理问题人群和精神障碍人群）心理援助模式。

  安置阶段的心理辅导

  自2008年7月4日至8月20日，主要在绵竹体育场帐篷安置点和板房安置点展开心理辅导、走访、评估等。这个阶段，属于安置安心阶段，由于政府的快速反应，建立了安置点，提供食宿，才使得绵竹近万名灾区群众能够安置下来，安置才能安心。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心理援助就无从谈起。

  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帮助住在帐篷安置点的孩子们重建安全感。当时在安置点有很多针对青少年的公益组织和我们一起帮助孩子。灾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多背一公斤”的志愿者们为绵竹体育场灾民安置点的800名孩子建立起了第一个帐篷图书室，并在这里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绘画和游戏，度过了一个难忘而特别的节日。这何尝不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心理援助呢？

  不过，来安置点做心理援助的团体和机构各自为政，鱼龙混杂，缺乏统一管理和组织，特别是对安置点的青少年，有的是多个团体反复心理干预。有的心理援助机构前来的动机，就是为了给自己录制影像资料，在镜头前“作秀”。还有一些心理援助团体是做心理问卷，这种情况下其实对灾区百姓是不利的。还有一些记者，在追求快速传播信息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去揭了灾区群众的心理创伤，其实这也是不当的行为。

  其实这是由于国内很多心理援助团体来灾区前是缺乏专业训练的。以高桥哲教授为队长的日本的心理援助团队就比较专业。他们到安置点很少主动打扰孩子，而是先观察，然后拿出带的玩具和孩子玩，在玩的过程中继续观察孩子。日本的富永良喜教授在地震后第一时间给中国心理学会发了一封信，提出了三条很有意义的建议：

  第一，不能保证持续援助灾民的心理援助者或团体，不可以和灾民直接接触。如果要接触，一定要和当地的援助者，包括心理援助人员和教师一起行动。

  第二，不能促进恐怖情绪的表现。比如说，让孩子绘画或写作文描绘地震时的情景，如果在缺乏安全感的空间下，会导致二次心理创伤。

  第三，仅仅实施心理创伤的评估，也会给灾民造成二次心理创伤。因此，一定要是能持续援助的人，在对灾民实施创伤心理教育的同时，展开适当评估，并保证提供一对一的心理咨询援助。

  这些建议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绵竹站后续的工作都是遵照这些建议开展的。由于帐篷有限，工作站志愿者大部分住在德阳工作站内。白天8点半开车到绵竹，晚上6点再开车回德阳。每天晚上还要组织志愿者开会，每日撰写战地日报。我接任绵竹工作站站长之后就宣布一个纪律，凡是不能持续在灾区做心理援助的志愿者，不能对安置点群众做心理干预；凡是不能为群众提供心理帮助的志愿者不能直接发放调查问卷。所以我们在做调研的时候，采取的方法是访谈式，一边访谈，一边提供帮助，而且还会提供一些玩具或画书等给孩子。

  重建阶段的在地化心理服务

  2008年8月20日，绵竹体育场所有帐篷要拆除，进入板房。这标志着，绵竹市的震后救援工作进入以重建为主的新阶段。工作站的工作重心主要有四项：辅助教育局做心理教师培训工作；建成一条针对教师、学生及家长的心理援助热线；建立三个服务中心完善服务体系；研发手机移动服务平台，参与设计和实施金色阳光工程；参与推动日本对中国的灾后心理援助项目。

  当年10月，绵竹站决定在绵竹开通一条心理热线，这是第一条在灾区建立的心理援助热线。热线志愿者全部在当地挑选，第一批志愿者就是绵竹教育局下属学校定岗的心理老师。我们对志愿者老师培训了12次，完成了心理热线咨询员的第一级课程。同时，在热线开通的第一个月，每次接线均有中科院心理所危机干预中心的专家同时在线督导。

  随着热线宣传工作逐步展开，不少群众拨打热线咨询，但是，由于热线不能系统解决咨询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建立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绵竹市心理服务中心、汉旺镇人民医院心理创伤康复中心、什邡市心理服务中心的建立，标志着灾后心理援助和心理重建步入了持久的本土化发展轨道。

  2008年10月，我与北京邮电大学纪阳教授、诺基亚中国研究院汪浩研究员一起，开始设计手机心理评估与自助系统并在绵竹做移动心理援助实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009年12月，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恩派（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8方共同发起“金色阳光工程”。该项目将搭建一个提供移动心理服务的公共平台和生态服务系统，通过基于移动方案的心理测评与自助服务系统，整合全方位的心理服务社会网络资源，帮助受灾群众抚平心理创伤。

  2010年1月7日，经过一年的研发与试用，金色阳光工程正式启动。该项目覆盖四川省及陕西、甘肃省的部分地区，同时还将建设16个“金色阳光社区”。金色阳光工程囊括了科研机构、企业、运营商、公益组织、基金会等不同类型的机构，探索了一种多方合作的科技救灾模式，通过强强联合，打造出一个心理援助的科技救灾平台，为灾区心理援助注入新的资源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