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生和研究者，我们的路一直充满荆棘，且没有终点”

  从最开始站在迎接新生命诞生的产科岗位，到心系女性身心健康的妇科岗位，再到妇产科前沿的生殖医学岗位，不觉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黄荷凤从医已逾30载。

  “我用30多年的脚步，亲历和见证了妇产科学的发展和推进，尤其是生殖医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中国和国际几乎同步前行。”黄荷凤说，“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和分析技术的日益进步，利用二三代测序及其相关衍生技术，为有遗传病家族史的家庭剔除具有家族史的致病基因，真正阻断致病基因的传递，成为我重点关注和从事的一项工作。”采访中，黄荷凤分享了她亲历的一个故事：

  在两年前的一次门诊中，一对慕名而来的重庆农村夫妇希望通过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生育一个健康且基因配型与2岁男孩小宝匹配的二胎，获取其干细胞，用以挽救小宝的生命。“这是一对被孩子病情折磨得疲惫万分的夫妇。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小宝活下来的渴望，我至今无法忘怀。‘医生，请救救我们的孩子！’这是小宝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黄荷凤说。

  小宝是一个WAS综合征患者。WAS综合征也称为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X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免疫缺陷病。发病时，患者会出现血小板减少，免疫缺陷的症状，很容易导致出血感染，患者会在不断地出血和感染中最终走向生命终点，发病率大约为10万分之一。PGD是对胚胎或卵子行卵裂球/滋养层细胞或极体活检，作染色体和/或基因学检测，根据胚胎携带的遗传变异，进行精准疾病分类和精准诊断，并将未携带染色体和基因异常的胚胎植入子宫使其生出健康婴儿的方法。

  “我和我的团队反复讨论，决定采用胚胎基因筛查加HLA配型治疗方案……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家系基因验证、单细胞体系建立等前期工作，获得了6个胚胎，其中找到了3个健康胚胎，但遗憾的是没有和患儿配型成功的胚胎。”黄荷凤回忆说，“在告知这对夫妻结果的时候，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再试一次，我们一定要救小宝！’考虑到他们经济并不富裕，我尝试着问：‘下一次也不一定能找到两者都满足的胚胎，要不要先尝试移植，至少能够保证先生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夫妻俩互相看了一眼，妻子的眼圈红了，丈夫拍了拍妻子的手，坚定地说：“医生，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但我们还是想要再试试找两个都能满足的胚胎。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健康的二胎，但我们更不想放弃前面那个可怜的孩子！只要有一点机会，我们都想去尝试。你不知道，大娃太苦了，他特别懂事，我们太爱他了。医生，别担心钱。我们年轻，办法总会有，就是卖掉房子也要救他……”

  那一刻，黄荷凤被这对质朴的夫妇深深感动。科技的高速发展，利用最新的基因技术已经可以帮助这样的患者，阻断疾病的遗传！但生命和疾病的概率就是如此，面对我们无法掌控不能预期的结局时，除了遗憾，没有言语能够传递这种深切的无奈。“作为医生和研究者，我们的路一直充满荆棘，且没有终点。”

  可喜的是，在黄荷凤的努力帮助下，小宝家在进行了三次助孕和PGD后，终于等到了一个符合要求的健康胚胎，未来宝宝的脐带血可以用来治疗哥哥的疾病。

  “感谢小宝全家和我们一起坚持和坚守，感谢我们和小宝家一起赶上了一个遗传技术飞速发展的好时代！未来传奇还等待我们续写！”黄荷凤如是说。

  “学习过程中一定有机会，抓住不要放”

  1977年冬天，黄荷凤走进了曾被关闭了十多年的高考考场。1978年3月，她从插队落户2年的浙江省常山县来到了杭州，进入了浙江医科大学，成为临床医学系的一名学生。

  当被问及毕业后，为什么去了当时很多同学都不太愿意去的辛苦的妇产科时，黄荷凤说：“其实当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热爱读书。在实习的时候，非常偶然地，有一个胎盘早剥的危重孕妇送到医院，老师带着我一起抢救。当时胎儿胎心率只有每分钟60次了。我们在急诊室里局麻下迅速手术娩出婴儿，然后一边处理患者子宫大出血，一边不停地关注新生儿的动态。大概过了1分钟左右，孩子‘哇’地一下哭了出来！最后，产妇的子宫也保住了。从听到孩子啼哭那一刻开始，我就立志做一名妇产科医生。所以你在学习过程中一定有机会，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放。”

  采访中，黄荷凤回忆起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往事：

  1988年8月8日，由于台风灾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整栋楼陷入黑暗之中，断水断电。打破寂静的，是产科病房中此起彼伏的痛呼声。当时还是一名小医生的黄荷凤，和另一位值夜班的同事一起，通过打手电、点蜡烛来照明，又指挥男家属们抬担架、拎水桶，做辅助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即将临盆的产妇们接生。这其中又有一位疤痕子宫的产妇需要剖宫产。由于没有电源，情况紧急，黄荷凤和同伴甚至不得不通过口吸羊水以确保孩子的平安诞生。当时的她不慎呛到羊水都顾不上了，全身心投入汗水、羊水甚至是鲜血混杂的产房里。正是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那个夜晚，医院迎来了30多个可爱的宝宝，而疤痕子宫的那位产妇，也得以平安顺利地产下一个健康的孩子。

  回忆起这段辛苦的往事，黄荷凤的脸上却绽放出幸福与微笑。她说：“一个妇产科医生，仅仅满怀爱心、热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思维敏捷以及反应干脆、出手果断。因为妇产科特别是产科，危险和化解危险，几乎都是转瞬间的事。”

  1991年，34岁的黄荷凤从香港进修回来。随她一起回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的是“试管婴儿”这个新概念。她着手组建生殖医学团队，加入了国内“试管婴儿”技术研究的行列。听一位护士介绍，那时候黄荷凤时常骑自行车去买实验用的瓶子，自己泡酸清洗实验器皿，配置试剂，还自己扛着B超机上楼，为病人做检测。

  1995年，浙江省第一例“试管婴儿”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诞生。这以后，黄荷凤并未将自己的脚步停留在简单的助孕技术上，而是聚焦人类生殖健康日益受损、出生缺陷居高不下的现状，带领她的科研团队，开始了“提高出生人口质量的生殖技术创建、体系优化与临床推广应用”项目的研究，并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导师与学生是双向学习，互相促进”

  黄荷凤的学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张丹1994年入学浙江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第一次认识和见到黄荷凤老师的情景，她至今记忆犹新。

  “眼前的老师短发，白衬衫外罩着一件带金色扣子的蓝西装，笑容阳光美丽。讲课条分缕析、旁征博引，又不乏幽默，把原本枯燥的女性生殖、妊娠生理与疾病课程讲述得引人入胜。讲到精妙处她眼中闪烁出熠熠的光芒。我想那便是她对妇产科学与生殖医学的热爱，对治病救人的不懈追求。这让我不由得产生一种向往：让这么有魅力的老师如此热爱的学科，一定是个有意义、有意思、充满挑战的从医方向。那一堂课，就这样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之后多年跟随黄荷凤学习和工作，让张丹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老师是如何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职业，矢志做一名好医生、好的医学教育者。每次通过最新技术的探索和深究，帮助一个遗传病家系剔除致病基因，让他们家族生出健康宝宝；每次指导学生完成一个富有临床价值和创新意义，设计严谨结果可靠的课题；每次研究生答辩看到学生们一个个充满自信的展示，她眼中的光芒一如初见那般纯粹。“就像老师所说，能为患者除病痛谋福祉是她最大的价值，看到学生成长进步是她最大的快乐。”

  张丹仍记得，2000年在黄老师鼓励下第一次投稿国际学术会议便获选大会发言。黄老师用课题经费支持她们几个研究生去香港参会。为了节约开支，就让她们和她挤一个房间，一点不觉得学生会影响她休息。每天和老师同吃同住，讨论课题，打着地铺，练着演讲，至今都是快乐的回忆。

  “2001年在黄老师的办公室里客串小秘书，耳濡目染老师对同事和患者的热忱。有一次遇到一个患者想求她为其主刀手术，一定要赠予礼物，无论如何推脱不了，场面尴尬，黄老师斟酌片刻后答应暂留礼物并为她主刀，待术后亲自带我去看望病人恢复情况，归还礼物。病人千恩万谢，黄老师却只简单地说了句：‘这样你不会在术前有思想顾虑，然后又不违背我们做医生的原则。’对于一个初入医学殿堂的年轻医生，这样的身教胜过一万句说教。”张丹说。

  现在已是副主任医师的罗琼博士说：“2001年，当时还是本科生的我，有幸投到黄老师门下。虽然黄老师很慈爱，但是涉及学术严谨性的时候她会非常严厉。她总是强调科学研究绝不能弄虚作假，任何一个科学结论的得出都需要经得起推敲。她对于学术弄假的人也最是不齿。她总是说，做人要心安理得，宁可不要这些荣誉，也不能拿得心中有愧。”

  黄荷凤经常说：“其实，受益的不仅是学生，还有我。事实上，我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与学生们是分不开的。导师与学生绝对不是单向的传道解惑，而是双向学习，互相促进。年轻的学生尽管在经验和知识容量上有所不足，但其活跃的思维、乍现的灵光，往往会给导师带来不同寻常的灵感，甚至是启迪导师。”

  “申报队伍中95%为‘70后’、‘80后’”

  黄荷凤来到上海，全职加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是在2014年1月。2015年，该院荣登当年度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妇产科专科排行榜第9名；2016年，该院又上新台阶——由第9名上升到第8名。黄荷凤说：“人工智能时代来临，医务人员应同时具备创新能力、学科能力和教学能力；医院应该是创新型、研究型的医院。”

  “排行榜公布的那两个夜晚，我们和医院的许多同仁一样，感到非常骄傲、自豪。排行榜上明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数字，这背后更是保健院同仁们挥洒的汗水和心血。如今想来，不能不由衷钦佩黄院长的自信和决心！”作为黄荷凤的学生、黄荷凤团队的科研管理者刘欣梅副研究员谈及这两年医院科研影响力的提升兴奋不已。

  刘欣梅说，近两年，上海国妇幼获得多个重大国际国内科研项目资助，包括黄荷凤牵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国际合作研究计划“中加健康生命轨迹计划：预防儿童肥胖的社区-家庭-母婴综合干预队列研究”、刘志伟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辅助生殖技术子代胎源性疾病队列研究”。自己还有幸亲历了由黄荷凤院长牵头的2017年“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国家重点专项申报之路。

  “生殖健康及重大出生缺陷防控研究”重点专项意在聚焦我国生殖健康领域的突出问题，重点监控生殖健康相关的疾病、出生缺陷和辅助生殖技术，开展以揭示影响人类生殖、生命早期发育、妊娠结局主要因素为目的科学研究。

  刘欣梅说：“我们这支团队平均年龄40岁，队伍中95%为‘70后’、‘80后’，其中一个课题负责人还是‘85后’。申报队伍除负责人黄荷凤院长外，其他人大部分为近两年归国人员。从传统申报课题的经验而言，这样一支队伍，是否能够得到层层评审的认同和肯定，的确有着极大的风险。黄院长曾笑称，这种申报像一个老人带着一群孩子在长跑。试想，这样一种角逐和竞赛，单凭自信和决心肯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牵头单位、申报负责人及其合作团队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真正拥有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能力，去匹配国家所提供的支撑和引领。”

  自黄荷凤做出申报决定之始，就需要面对接踵而至的大小问题。一事不顺，诸事皆难；申报过程，艰辛自知，历历在目。“单说为了最后一击——视频答辩的完美呈现，黄荷凤带领团队没日没夜修改PPT的场景，看了就让人不由心生敬佩。” 刘欣梅说。

  “让每个家庭都拥有健康的新生儿”

  今年4月，黄荷凤在“中国大陆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应用30周年健康生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让人们了解到出生缺陷是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黄荷凤说，我国属于出生缺陷高发国家，出生缺陷率高达5.6%。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因此出生缺陷病例总数庞大，每年新增出生缺陷人口近100万，已严重影响我国人口素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出生缺陷患儿中，遗传性出生缺陷占1/3，至今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我国目前实行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措施，分别为在孕前、孕期和出生后采取措施以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发生，但由于传统一级预防措施基本只局限在体检和保健层面，无法从源头上控制遗传病患者的致病基因传递，造成了大量医源性的流产和遗传性出生缺陷儿的出生，给患儿、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黄荷凤说，针对单基因遗传病，诊治要点为利用遗传家系图谱，根据遗传方式分析可能的致病位点并行基因检测，一旦明确致病位点即可通过胚胎着床前遗传学诊断技术（PGD）进行精准筛查。PGD技术可以从根源上解决生育遗传病问题，其通过只移植健康胚胎，可以一级预防遗传性出生缺陷子代的出生，避免产前诊断有创性操作引发的出血、感染、流产的并发症风险，避免孕妇怀遗传病胎儿时经受的身心损害，并且彻底阻断了致病基因遗传，真正实现了优生优育，是目前临床精准医学应用的典范。

  在黄荷凤看来，越来越多年轻夫妇不孕不育，与生存环境的变化不无关联。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才能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健康发展。黄荷凤带领团队不断攻克关乎人口质量提升的诸多问题，不仅要让每个女性都拥有做母亲的权利，还要让每个家庭都拥有健康的新生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供图）

  ■记者手记

  “为病家服务，我永远不会忘记”

  黄荷凤教授当选院士后，我在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专访了她一次，她虔诚地说起自己敬爱的导师王曼教授。

  她特别提到已经九旬高龄的王曼教授依旧坚持每天出诊，还拉着黄荷凤在书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背景墙前合影。那情景别有一番寓意，令人深受触动。

  黄荷凤说，她评上院士后立即回了一趟杭州，去见王曼教授。师生见面后，导师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你可以多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了。”

  导师的话说到她的心里去了。她想做的事也是她的一种“责任”。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培养更多的医生，不断攻克关乎人口质量提升的诸多问题。

  “人类的生殖是一门医学艺术，探索一条守护新生命健康的道路，我永远在路上。为人民服务，为病家服务，我永远不会忘记。”黄荷凤坚定地说。

  ■对话

  干一行 爱一行

  记者：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自己的格言、座右铭等，您有吗？

  黄荷凤：我没有自己的格言，也没有自己的座右铭，但我喜欢“做大”、“做强”这两个关键词。这是对自己说的，也是对学生说的。

  记者：您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后，很多媒体称呼您“科学家妈妈”，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黄荷凤：我觉得我最重要的角色确实是妈妈。我给自己的孩子带来了生命，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生命，而且还在创造生命，所以“科学家妈妈”这个词，我还是很喜欢的。

  记者：当前，不少人认为“干一行，爱一行”这句话不时兴了，您怎么看待？

  黄荷凤：平心而论，我更喜欢产科。但考研时发现产科没有特别心仪的导师，最好的导师在妇科。我为了跟随这位导师就选了妇科专业。

  工作后，我当上了妇科的大主任，但突然间院领导就把我调到了计划生育科做“试管婴儿”。我还是去了，将新科室建为生殖医学科。随着科室发展，我觉得我还需要一个科，就又组建了生殖遗传科。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变成了生殖医学中心。

  虽然我并不是喜欢什么就做了什么，但我觉得我特别幸运，也要感谢院长能让我在一个新的学科开始工作。兴趣不能够决定我们的所有，“干一行”的时候也可以“爱一行”，只要你用心去做。

  一个人一定要有正能量。打个比方说，就算把我嫁到很穷的农民家里，这个家庭也一定会富起来。因为我拔猪草也要拔得比别人多。

  ■黄荷凤小传

  1957年9月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生殖医学专家。1982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胚胎源性疾病研究所所长，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教育部生殖遗传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主任。2017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配子源性疾病”理论学说，对精/卵源性疾病的代间及跨代遗传/表观遗传机制进行了开创性研究。针对辅助生殖技术（ART）出生子代近远期健康的关键科学问题，通过ART出生队列和基础研究、优化助孕流程、创建生殖新技术，提高了试管婴儿安全性，并从源头阻断遗传性出生缺陷。以第一和第二完成人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先后承担“863”、“973”、“十二五”科技支撑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

  以通讯/共同通讯作者在PNAS、Nat Med等杂志发表SCI论文120余篇，他引1600多次。培养了百余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主编中国第一部ART工具书《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第一部《人类ART临床诊疗指南》。担任Endocrinology等6家SCI杂志编委，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