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到8月，105天的时间里，百余名华山战士往返于川沪之间。尽管这家临时医院在城市建设的脚步中不再留下痕迹，而10年后再次回忆起那段时光，我们这些华山人依然倍感亲切温暖。”回忆起10年前参加汶川地震救援的情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副教授陈勤奋不时翻阅当年存在电脑里长达33页的救援日记，那些久远且有些模糊的记忆又渐次变得清晰起来。

  2008年5月12日，震后不到24小时，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接到了中国红十字会的命令，以红会名义组织救援。5月14日上午，载有第一批紧急救援队成员的飞机从上海起飞，华山人奔赴四川救灾前线。此后，150余名华山人往返于两地，在近两千公里外传接着爱的接力棒。2008年8月26日，最后一批救灾队员返沪，使命完成。据公开资料统计，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共免费为都江堰灾区诊治病人7万余人次，为病人做手术300多例，其中大手术有80多例。

  10年后，这105天的爱心接力仍是这些华山人不变的集体记忆。

  一支“镇定剂”

  地震发生时，时任华山医院医务处处长的汪志明正在青岛参加活动。医院希望他作为队长带领一支救援队伍尽快赶往灾区。汪志明得知后即刻改签了机票，于5月13日深夜抵达上海，尚未放下行囊便直奔医院，动员了一支10人的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紧急救援队，于14日早晨7点随上海医疗队乘包机赶赴四川成都。

  震后的汶川山体坍塌、道路损毁，难以进入，队长汪志明决定向暂时得以驻扎的重灾区安县进发。大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一旁是滑坡后的山坡，另一旁是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进入绵阳段后，便随处可见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大巴颠簸不断，最终在一座山坡旁停下，队员背上器材徒步前行，扎营于安昌镇西苑中学篮球场。华山医院胰腺外科主任医师李骥也是救援队的一员，他回忆道，“那时西苑中学聚集了许多灾民，席地露宿，而唯有那块篮球场上仍空旷，搭建完成后才得知在几小时前，这里还堆放着遇难者的遗体。”

  救援队的帐篷是队员出发前自行购买的，尽管带来了物资与药品，其硬件设施也完全无法支持医生们进行深入繁复的治疗工作。“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干些什么，”李骥说，“医生要发挥自己的专科特长，而那里需要的是急救。”

  当救援站建起来，“红十字会”与“华山医院”两面旗帜在救助站前挂起时，队员们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定位，“就是告诉受灾群众，有问题不要怕，可以来向医生求助，就好像一支‘镇定剂’的作用。”李骥说。

  除10余名在废墟中救出送来的伤者外，大多是自行前来求助、受到皮肉创伤的老百姓。在灾难的混乱、不安与无助中，这些医护人员是他们苦痛里的一丝光亮。

  5月16日，一个被压废墟下90小时的小学女学生被送到了救助站，来时腿部骨折，脚神经也已受损。极度的恐惧中，她断断续续地告诉医生，“地震时，全班同学被压在废墟下，老师当时就被塌下的水泥块砸死。”清醒之后，她发现右腿被天花板紧紧卡住，而身边躺着两个女同学。3人便这样滴水未进硬撑了90个小时，直到被解放军救出。救援队的医生们立即为女孩进行初步治疗，并将其送往后方部队医院。两日后，救援队队员去后方医院看望了女孩。“我以后也要当一名白衣天使。”女孩告诉前来看望的医生叔叔。汪志明当即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紧急救援队”的名义资助女孩，为她的“白衣天使梦”助上一臂之力。后来，女孩住进了华山医院的病房，她的腿得到进一步救治。

  “当时有太多动人的故事了。”李骥回忆起往事不禁感慨。七旬老夫妻风餐露宿，互相搀扶走了两天两夜下山求助，终获救治。孙子身背百岁老人徒步9小时送往救助站，当日还是老人的104岁寿辰。救援队的队员们上前祝寿：“您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过得更好!”老人渐渐露出笑容……

  就在救援队逐步走上正轨，并已为几百名伤员完成治疗时，5月18日突如其来的余震与暴雨几乎荡平了帐篷和设备，队员们是去是留，这是一场考验。此时一位老乡走来：“我们山里风大，但你们放心，华山医院的旗帜刮倒几次，我们就扶几次。”

  救援队的队员们选择了坚守。

  一家野战医院

  5月22日晚，刚送走第二批紧急救援队队员，华山医院再次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的紧急指令——建设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以下简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由德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华山医院和都江堰市人民医院合作，在两天内建立了起来。与紧急救援队不同，野战医院功能并非在于前线急救，而是作为一家“临时医院”提供日常治疗。

  地震使得都江堰市的医疗机构几乎瘫痪，野战医院便作为其临时替代提供医疗服务。其规模和紧急救援队相比更大，且需要具备接近正常医院的设施条件与规章制度。

  5月23日清晨，第一批野战医院40名医务人员（包括3名妇产科医院和2名儿科医院医务人员）集结完毕，踏上了救灾的征程。队员们称自己的队伍为“一野”。

  与此同时，另一架飞机也从德国柏林起飞，并将降落于成都双流机场。这架飞机装载着可服务25万居民的医院所需的所有医疗设备与药品。与飞机同行的，还有11名德国红十字会人员，他们将与中国队员共同搭建这所位于前线灾区的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选址于都江堰一条临近工厂的双向公路之上，公路相对开阔，且工厂可为其提供水电保障。建院第一步是搭帐篷，面对这些从德国运来的高级帐篷和设备，没受过专门培训的医生护士一开始感到犯难。但是，一切只能自己动手，医生专家们成了工人，护士也担起了装配工的角色。52小时后，一家拥有25顶帐篷、120张床位、可辐射25万人口的野战医院便在长400米的道路上排开了。

  野战医院正式开诊后，“华山医院”的名声渐渐传开，病人数量直线上升，最初每天仅一两百人，之后攀升至800人次左右，有时甚至突破1000大关。

  5月29日下午，野战医院接收了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双脚黑臭，蜷缩在病床一角。从老太太含糊的话语里，医生得知她从映秀镇而来，拄着一根拐杖翻山越岭30多公里走到都江堰找寻亲人。王思群医生小心地为她清洗双脚，护士们则为老太太擦净了身体，拿出自己的衣服为她换上，护理部的队员为她找来热粥。老太太在众人的悉心照料下病情逐渐稳定，精神见佳。事后大家才得知，这位所谓的“老太太”才57岁。

  这样的工作在野战医院中做了不下百次，尽管临时医院的环境条件艰苦，但每一位伤病人员都能被此般照料呵护。白大褂上的泥浆、鲜血早已成为常态，这是白衣战士崇高的奖章。

  除了病痛与创伤，野战医院里也有新生与希望。

  5月31日上午，一野接到一名产妇，将于医院生产，众人顿时忙开，在半小时内便齐备了所有物品。当男婴的啼哭声响彻病房时，队员们高兴极了。父母将男孩取名为“方中德”，以纪念其诞生的不凡。“当时就感觉是一种新生，”当时是一野队员的李妍斐回忆，“让人觉得这个地球好像不会因为一次灾难而停止转动。”

  在都江堰，每一名医护人员都是战士，但他们也是父母、儿女。儿童节当天，野战医院接通了连接上海的电话，电话那端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令这些医务人员落泪。“爸爸你在那里，我替你在家照顾妈妈。”一个孩子在电话里说道。

  3份入党申请书

  6月6日清晨，邹和建副院长带领着第二批野战医院医疗队26名队员飞赴都江堰，接过了一野手中的接力棒。当天夜晚，都江堰暴雨骤降，余震甚至将熟睡的队员掀到积水的地上。初来乍到的二野尚无经验，难免手忙脚乱。众人立即出门查看，将置于室外的物资移入帐篷。

  二野便在这样的插曲中跨出了接力赛的第一步。相较于一野，二野为医院带来了更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当时我们华山在做JCI（世界公认的医疗服务与医院管理标准），正好把它试用于野战医院。”时为二野队员的陈勤奋说。

  按计划，二野本应只需工作两周便可返沪，然而为尽量减少交接批次，其驻扎时间将可能再延长一周。“我们党支部开始征求意见，”陈勤奋回忆，“当时所有人全都自愿留下。”部分队员家中仍有事务亟待处理，有人还安排了考试，然而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

  “很多人在那里看到了党员的行动能力，当场就递交入党申请书。有人找不到纸，就写在处方单上。”陈勤奋说，“我们二野临时党支部在那里过了3次组织生活，有3名队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6月27日第三批医疗队出发，7月18日第四批医疗队出发，8月7日最后一批第五批医疗队出发。8月20日，一则停诊公告在野战医院前立起，“中德红十字野战医院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将于2008年8月26日正式关闭。”

  从第一支救援队的临危受命，到5批野战医院医疗队的百日接力，105天的时间里，百余名华山医务人员奋战在地震灾区，谱写了动人的英雄之歌。这段时光被留存在了许多医疗队队员的文字里，陈勤奋便是其中一位，她每天晚上都会写日记。她说，“我想把它记录下来，不管怎样也是个念想。”